我个人认为，这其中的 国家有关监督机关 不包含检察机关，主要指的是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等。

3.引导、促进市场的成熟和完善。2.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编制。

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日益提高，经济活动中的市场效率将逐步替代政府效率，此时，政府的投资行为，即国有资本的投资，就应当逐步退出，而将其交给私人。从目前的规定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制度缺乏明确的民生财政导向。因为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着替代性和互补性，前者表现为政府职能逐渐收缩为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体现了政府作为增进市场效率和矫正市场缺陷的工具而存在。当然，因为部门利益的存在，需要财政部门对国资委预算收入的编制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10]柳华平：《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的重构》，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因此，由国资委来行使主要的预算收入编制权有其合理性。[14]参见丛中笑：《公共财政视阈下我国预算法的修订--- 理念更新？原则重构？权力配置》，《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霍布斯与富里迪对恐惧的看法明显不同。

宪政体制在这两种恐惧的对峙当中诞生了。他们越来越多地接受一种无能为力的宿命论与犬儒主义观念，对政治越来越冷漠。霍布斯并不试图调和这两者，反而让两者保持一种对峙局面。大国的安全需要一支常备军，而常备军被公认是道德败坏的根源瑓?瑠。

这条路径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种政治恐惧感的相互制约，一种是霍布斯建构起来的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感，另一种是洛克建构起来的对专制统治的恐惧感。这使其理论呈现出一个二元结构：个人不可剥夺的自我保全权利与绝对的国家主权。

霍布斯期待着人们因对后者的恐惧而明智地选择前者。因此州仍然保留着许多权力。因为，人如果没有恐惧，就会更急迫被支配人所吸引而不是被社会所吸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恐惧让人回归理性与道德。

为此，洛克批评霍布斯混淆了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因此，反联邦党人所表达的对全国政府的恐惧感主要有两种。这样，他的祖国就可以结束内战而长治久安。而战争状态则是一种人们以强力相加所导致的敌对的和毁灭的状态。

这不是霍布斯的自我解嘲，而是霍布斯的自我肯定。在这个民族想象的基础上，杰伊从第三到第五篇中指出这个美国人民由于邦联政府缺乏足够的权力以及各邦的分裂，将会陷入外敌的威胁当中。

因此，我们在敬佩富里迪先生的勇气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对他的药方进行检验。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共同塑造了一个伟大的宪政民主国家。

因为他们常常勇于批判而疏于自省。美国宪政的奠基者们默默地继承霍布斯的做法，他们在制定、解释、呼吁人们批准或反对美国宪法时，更多地求助于人的恐惧而非希望。洛克意识到这个最高的权力存在着专制的危险，因此不得不对其进行严格限制。这也正显示了富里迪先生这位激进民主派克服恐惧的能力，因为要在批判启蒙的巨大洪流中逆流而上，需要非凡的勇气。富里迪对其药方似乎充满自信，以至于他没有在著作中正面回应霍克海默、哈耶克等人对启蒙运动以来人们高扬理性做法的批评。另一种具有洛克自由主义色彩，担心一个强大的全国政府更有能力侵犯公民个人权利与利益。

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恐惧是人的一种衍生性、防卫性心理机制，它通常促使人们对自己的目标采取一种防卫性行动瑓瑧。然而，洛克并没有将霍布斯的理论扔在一边另起炉灶。

早在制宪会议中，梅森就已经表达了对宪法缺乏一部权利法案的担心。为此，他们必须放弃自己某些权利，并选择一个主权者来统治他们。

洛克尖锐地嘲笑那些听信霍布斯的人是愚蠢的，他们注意不受狸猫或狐狸的可能搅扰，却甘愿被狮子所吞食，并且还认为这是安全的。富里迪先生对此表示担忧。

相反，他们声称一个庞大的全国政府才是令人恐惧的。因此，富里迪先生的激进主义猛药在彻底治愈人的政治恐惧感的同时，也很有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政治灾难。霍布斯：对无政府的恐惧富里迪先生在其著作的一小段文字中提到了霍布斯，把他称为第一位系统构想恐惧的政治的哲学家。结 论宪政理论及制度的产生，使人类社会找到了一条既能避免无政府状态又能拒绝利维坦的政治路径。

人类历史教训表明反联邦党人这种类似于洛克和谐自然状态的想法只是乌托邦式幻想，无视人类事变的必然过程，蔑视数世纪来积累的经验。政治精英不再执着于他们的政治信念与立场，事实上他们已经失去了方向感，从而失去为政治发展提供更多选择的能力。

因此，汉密尔顿接过杰伊的任务，从第六篇开始继续论述另外的一些也许更加惊人的威胁，这些威胁多半来自各州之间的纠纷，来自国内的派别斗争和动乱。然而，在这个宪法的奠基过程中，我们听到的是两种不同的恐惧声音。

无论我们是要模仿西方的宪政理论与制度，还是坚决走有中国特色的宪政之路，我们在这个巨大变革过程中对人的理性能力以及政府权力保持一种怀疑与警惕的态度总是明智的。他有权为公民立法，决定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

恐怖的战争状态并没有让霍布斯马上提议建立一个绝对主权政府，反而提出了个人自我保全的自然权利。一种是出于对无政府的恐惧而支持宪法，另一种则出于对专制统治的恐惧而反对宪法。他声称国家解体后社会仍然存在，人们仍处于社会秩序之中而不是陷入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中。只有人与人的相互恐惧才能克服人的反社会倾向，使政治共同体的结合成为可能。

毕竟，哈耶克等人对理性主义的批评至少让我们不得不担心两个重要的问题：富里迪先生药方在治愈恐惧的政治病的同时，是否也可能带来令人难以承受的副作用？在政治事务上我们是否有必要对人的理性与德性保持一定的怀疑与恐惧态度？对于第一个问题，霍克海默与哈耶克等人的著作已经给出了深刻的回答。他认为主权者有权力这样做，但公民也可以反抗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因为公民从未转让保卫生命的权利。

在当前学术界对启蒙运动的一片批判声中，富里迪这种重新肯定启蒙时代之理想人格主张显得异常独特。从这个角度来说，霍布斯奠定了现代宪政理论的基础，尽管他不是一个典型的宪政论者。

与此相应，公众对政治精英越来越不信任，但是他们并不试图通过政治参与改变他们不满意的政治状况。事实上，霍布斯声称无政府就是战争状态。